高岚  申荷永 
                                                                 广州510631：华南师范大学 
    内容摘要：
    在“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一文中，作者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心理学以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阐述了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心理学的意义，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及其发展的影响。本文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有关“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论述：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文化  心理学  中国文化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
    我们曾经于2年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一文，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的意义，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那么现在，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为题目，我们的基本的思路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我们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因为其中所表述的，也正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或者说正是我们将要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拟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考：1，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2，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3，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一、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是人们所常听到的比喻，就心理学而言，实际上，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因而，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 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 S. Hall）与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1] 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高尔曼（D. Gole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1996年，我们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20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亚洲整合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同时为帕露•阿图（Palo Alto）的“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
    我们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令人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于是，同样的故事有许多。那么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的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也正是引进了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meditation）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2] 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1942年前后，马斯洛在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3]
   “超越性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1980年，沃尔斯（Rogers N. 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性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4] 10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o: 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是二十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贡献，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